轉貼文─facebook：霹靂洲首個稀土廠，你不能不知道的事。
28年前，38岁的商人吴东福被亚洲稀土厂开出的高价吸引，承包了稀土厂的废料处理工作。他雇了四名员工，包括三名罗里司机和一名神手师傅，开始每日将稀土厂的废料运载到厂外丢弃。
这些白色的废料湿答答软绵绵的，感觉就跟泥巴无异，然而嗅起来有一股酸味。厂方的负责人告诉他，这些废料可以用来当肥料，于是，他和工人将废料载送到附近的农场，包括自己的舅父在工厂附近的菜园当肥料，或随意丢弃在屋旁、路边。
在运载的过程中，盛在罗里车兜上的废料一路滴水，没有人把这当一回事。
直到1984年红泥山、甲板、万里望等地居民群起抗议亚洲稀土厂（Asian Rare Earth）生产稀土、产生有毒废料之后，吴东福方恍然大悟：所谓“肥料”实是具有放射性物质钍（thorium）的有毒废料！
在红泥山居民上庭申请封厂的诉讼案中，吴东福曾出庭作证，说出这个骇人的故事。1986年10月30日《南洋商报》报道，日本辐射专家市川定夫的实地调查证实，他弃置废料的地点，辐射水平证实高出安全水平五倍。
令人震惊的是，吴东福在1985年揭露此事之后，相关单位并没有召见吴东福详问他丢弃废料的地点，因此到现在这些钍废料依然散布在亚洲稀土厂附近。根据当年的报纸报道，吴东福说，这些钍废料散布的地方包括万里望（Menglembu）、拿乞（Lahat）、十字路、九洞、孟加兰、文冬、波赖等地的废矿地、农场、屋旁和路边。
弃置废料地点辐射仍强
《独立新闻在线》记者到万里望找到吴东福，重述这段20年前的经历。拒绝以任何角度被摄入镜头的他带领记者寻回当年他曾弃置钍废料的地点，一路上他数度说道“那里有”、“那里都有”，可见钍废料散布的地点非常广。
其中一个弃置地点，就在拿乞新镇的大路边。他带我们沿着小径走去，两个小男孩骑脚车迎面而来。吴东福向小径旁的草丛指去：“就在那里。”
钍废料当年就弃置在这条常有人往返的地方。当年那里原是沼泽地，现已杂草丛生，肉眼没法辨别这片草丛有何异样，若非吴东福凭记忆找出弃置地点，根本没有人知道这里曾弃有剧毒物质。
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吴东福当年在怡保高等法庭作证时已经供出，厂方没有指定弃置废料地点，他只是胡乱将废料弃置在厂房附近，但是这25年来，从未有任何相关单位向吴东福录取口供或要求他一一找出当年的弃置地点。由此可见，原子能执照局（Atomic Energy Licensing Board）和其他相关单位并没有正视废料问题。
根据《星洲日报》1986年10月30日的报道，日本辐射专家市川定夫在底侦察吴东福弃置钍废料的地点时指出，探测器显示曾弃置两罗里废料弃置的地点，辐射水平比安全水平超出五倍。
另外，他说，钍废料经日晒雨淋也不会被冲走，与泥土混合后难以发现，且会散发气体，因此纵使设立储藏库亦难保不危害人体。
当年协助红泥山村民抗争的私立学院化工教授陈嘉庆（左图）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指出，钍-232的半衰期是140亿5000万年，换言之，钍的辐射性需时140亿年才会减少一半，也就是说吴东福当年随意弃置的钍废料，辐射性不减当年！
因此，到现在当地居民依然暴露在辐射危害当中。他说，钍废料没有妥善处理，首当其冲的是在当地耕种的农夫，其次，辐射会随着蔬果进入食物链中，影响周遭市民的健康。
四个工人死剩一个
回想起28年前的事迹，吴东福仍心有余悸。他说，当年替他运载废料的三个罗里司机和一个铲泥机师傅，四个之中死了三个，“英年早逝，死的时候很年轻，替我工作几年之后就死了”。
吴东福当年曾在法庭上申诉自己身上长了红疹，现在他的双手、双脚、嘴角、眼角都生了白斑。问道是什么原因，拒绝照相的他说：“我整个家族，没有一个有这个东西。”
当年他曾用手捧过钍废料，他怀疑白斑就是这样来的。现在他还常有呼吸困难的问题。
亚洲稀土厂原址只剩一片空地和四面围墙。
吴东福忘了自己是在哪一年开始接下亚洲稀土厂的承包工作，只大概记得替该厂服务了三、四年，但是当年的报纸报道，他自1983年6月开始担任亚洲稀土厂的承包商，负责用罗里将钍废料从工厂载走，直至1984年获知这些废料是具高辐射性的钍废料之后才停工。
从事运输、承包工作逾40年的他说，当年他是被亚洲稀土厂开出的高价吸引，而接下这单承包生意。当时接洽他的厂方负责人只是告诉他，每天到厂房载走“thorium cake”，没有解释那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明确告诉他该把这东西载到哪里丢弃。
另外，尽管外包处理放射性强的钍废料，然而亚洲稀土厂并没有拟定白纸黑字协议，足见厂方根本没有严正看待废料处理的问题。在吴东福上报之后，厂方当年曾在媒体上辩解道：“因觉得口头指示就足够了。”（《新海峡时报》，1986年11月25日）
家住万里望的吴东福告诉《独立新闻在线》，当年厂方负责人还告诉他，这东西可以拿来当肥料，因此他就把废料倒在舅父在工厂附近的菜园。“我倒在很多很多地方……到现在还可以挖出来。”
他说，钍废料“好像浆糊、白灰一样，有水有渣，味道带酸”，弃置之处没有蛇虫鼠蚁，长出的蔬菜“很美”，但是人靠近废料时，会感觉不自然、有抗拒感。
设厂时原子能执照局未设立
记者提出，当年他在媒体上说出己方的故事时，亚洲稀土厂总经理曾回应道，是他违令随意弃置钍废料，另外，根据《新海峡时报》1986年11月25日的报道，厂方还说，他是在抗议运动的巅峰期接下承包生意，他应该知道钍废料的危害。
他听罢粗声反问记者：“如果你知道是有毒的东西，你会载吗？”“他当年不敢讲，有毒的东西很危险的，他会讲真话吗？他没有白纸黑字写出来，他知道我们不知道。”
“生产需要申请执照，如果生产有毒的东西，政府就不会给执照他的，那么一定是对人体无害的东西，才可以获准生产，是政府骗了我们。”
记者说，厂方曾说，他们已经口头指示他把废料弃置在特定的地点。吴东福反问：“丢在哪？指给我看！弃置地点在哪里？指给我看！你没有指给我看，有批准你弃置在哪里吗？过后才有！”
亚洲稀土厂是在1979年在红泥山工业区设厂，主要作业是从锰矿物中提炼单品矿物或独居石（monazite），年产2250吨含低量放射性钍的废料。然而，亚洲稀土厂设厂时，原子能执照局尚未设立，因此该厂设立时根本无须申请特别执照。
建在甲板的永久埋毒槽因居民强烈反对而从未使用过。
原子能执照局于1985年2月1日在首相署旗下设立，以监督全国的原子能作业安全。直至1986年12月，亚洲稀土厂才真正取得原子能执照以继续投入生产，直至1994年1月正式停产。
亚洲稀土厂的埋毒槽原本设在甲板（Papan），但遭当地居民激烈反对而从未使用过。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主席邱运达告诉《独立新闻在线》，1986年政府宣布永久埋毒槽建在当地升旗山（Keledang Hill），那是一个距离甲板大约三公里的地方，这个永久埋毒槽在1990年完成兴建，直至1991年，稀土厂才正式将废料移置到那里。
因此，从1979年设厂开始，到1991年开始使用永久埋毒槽这12年间，亚洲稀土厂生产的钍废料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若非吴东福向媒体说出自己的经验，国人都无从得知，稀土厂在牵连重大的废料处理问题上只是随意让当地居民外包了事，且没有严格监督承包商如何弃置废料。在红泥山稀土厂关闭之后，政府权当稀土厂课题已经落幕，然而废料问题实则尚未真正解决，以致当地人民依然暴露在辐射危害当中。
